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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苏轼像》局部 （赵孟頫绘）

刘海粟

相似的是，刘海粟与苏东坡二人皆年少成大名，中年晚年转入人生低谷，乌台诗案后的黄州是东坡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更是其涅槃重生之地，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刘海粟在上海因直言导致后半生历经政治运动的磨难，跌落人生谷底，遂转向内在的艺术修炼，除画作外，更多寄意于书，融碑入帖，临习金文，所谓“敛元气，奔吾腕”，终而在1975年前后真正形成其书法的高峰，这在手札中尤可见出，甚至可以说，1976年前后的手札书法，正可类比东坡的《黄州寒食诗》，见证着面对巨大的人生逆境，中国文人心性的相承相传与刚毅无畏。

彼时的海粟先生致家人与友人书札中，或忧国忧民，或念一餐一酒，家长里短，无意于书，却均可称人书俱老，率性满纸，苍浑雄健，读之如见鲁公《祭侄》《争座位》，如1976年1977年致其夫人夏伊乔札，1977致刘英伦家书，1977年致刘虬家书，1977年致李宝森札、江辛眉札、朱复戡札、李骆公札等，均是其书法代表作中的精品，置之整个中国文人书法史，亦足以占一席之地。

海老晚年的经历与苦难正是人生的“淬火”，可以说，若无那些苦难与长期沉寂，恐怕也没有后期山水泼墨泼彩的辉煌，更没有那样一派苍莽雄浑厚重的书法，晚年刘海粟先生手札所到达的境界与其画作正互为表里，读之可以移情，其间之孤愤、苍浑、超逸与情怀寄处，又岂可以一二言语记之。

此一经历，一方面让人想起黄州时期东坡的蜕变，一方面让人忆及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所记的历代名作，大多皆“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、思来者。乃如左丘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而论书策，以舒其愤，思垂空文以自见。”